學人事工

讀完《流淚谷》第七篇，從全職事奉者的角度來看，李大衛牧師可說是一位值得敬佩的牧長。首先， 他有明確的呼召。他本來可以回到臺灣去牧會，但因順服神的呼召，堅決地留在這個教會，服事他以前“一無所知”的大陸同胞。正如李大衛對妻子宛如所說：“如果我們都不向同胞傳福音，誰向同胞傳福音呢？”第二， 他有堅定的原則。例如對待婚前關係，以及要不要為蕭毅、夏雪證婚，“他始終認為，神的僕人對教會有守望的責任，要立場鮮明地痛斥罪惡，必要時，要履行教會紀律。”第三，他有國度的眼光。他願用心培養大陸學人（如方舟等）為接棒人，李大衛願意：“有一天，若是神開路，他可以把這裡的教會交給這批學生中的領袖，自己再去開拓新的工場。”這說明他有廣大神國的心胸，不將教會視為自己的地盤。第四，他有同心的師母。這位李師母願與他“把命都拼上了......為了服事，他們沒有時間考慮要孩子，為了教會的工作，七年沒有度過假......宛如學理髮，學車衣，學教車，宛如不但從上到下打理李大衛，安排李大衛的衣食起居，宛如也包了學生們的理髮，改衣服。”這樣同心共苦的師母，何等難能可貴！讀到這裡時，許多像宛如一樣的師母在我腦中一一浮現，我真想起立向她們致敬！

難處

當然，李大衛牧師就像許多海外生長的華人牧長（包括筆者自己）一樣，牧養中國學人這一個新群体時必有不少難處。我們可看到，這位牧者至少面對了三項難題：

一、拿捏不準

首先，他對海外華人和中國學人的差異，缺乏心理準備，所以常會“拿捏不準弟兄姐妹的想法，更不知道從哪個角度來引導他們。覺得常常是南轅北轍，雞對鴨說，全身的勁兒真不知往哪裡用。”例如，情人節講道的內容，是“他從小到大在教會聽的一貫的資訊”，會後卻被一位姊妹斷定為“重男輕女”，令他困惑不已。正因為他從小是在教會環境裡長大的，見到的都是慈眉善目的基督徒，因此猛然面對這位“頂過半邊天”的姊妹和方舟那種有稜有角的人，才會“看不慣方舟那種咄咄逼人的態度......不太明白，為什麼方舟的反應會那麼強烈？”

二、律法主義

其次，他雖然“到現在也不認為在對待蕭毅和夏雪（見《舉目》九期34-37頁）的婚事上，自己的立場和原則有什麼不對”，但他卻不瞭解，許多從小在無恩少愛的環境下生存的中國學人，他們因無知而犯罪後，最先需要的是恩典和憐憫，而非教會的“領導”冷酷無情的擲出一塊大石頭：“我不能在你們的罪上有份！”教會中若只有規矩而無恩慈，就會成為所謂的律法主義，只有一套僵硬的答案。若將這些答案硬套用在新來的群体上，就會發生衝突。這就是為什麼當有人抱怨李大衛沒有愛心，沒有彈性時，他不明白；因為他抓不準“在教會實踐中，特別是面對這樣一個年輕而脆弱的團体，屬靈的權柄和憐憫体恤的心之間，到底該如何平衡呢？”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這種作法，竟然成為本書所探討的“中國學人靈命成長的障礙”之一。

三、孤軍奮鬥

若我們從故事中看李大衛的面貌，“不到四十的他，鬢角全白了，眼角的皺紋像蜘蛛網一樣向四周蔓延著，額頭上深深的皺紋彷彿在刻撰著歲月的故事”。顯然，在這西部小城中，李大衛和宛如夫婦二人，孤軍奮鬥了七年，太忙太累太孤單了。他肯定需要一個可以同甘共苦、扶持關顧的團隊，也需要屬靈導師。但因為他沒有，所以他做得很辛苦，果效卻很有限。

建議

針對以上三個共同性的問題，筆者從個人的經驗並與世界各地深入參與這事工的教牧同工討論後，我們對海外背景的牧長同工，在心志、裝備、團隊上，有一些建議：

一、 心志

首先，我們都瞭解，中國學人和海外華人，雖然看來同語言，同血緣，但是因為過去五十年來政治、社會、教育的環境相當不同，造成心理上、觀念上、表達上很大的差異。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前生長的中國學人，差異性更大。因此，無論個人或教會在從事中國學人事工時，都應有“跨文化”宣教的心志，不要單單視之為本教會的一個團契事工。教會要用宣教的靈力、人力及資源投入，在面對這個未得之民的宣教目標、策略、事工原理、計劃、作法上，都應在禱告中謀定而後動。對于被差派同工（或長執）的人選、支援、關心、交接，必須規劃；對中國學人的栽培，對學人團契與母會的關係、互動、溶合，都應顧及。

二．裝備

1. 瞭解

我們都必須盡力瞭解中國學人的成長、教育、文化、家庭背景。方式上可通過交談、訪問、去大陸拜訪他們的家庭，並閱讀一些大陸的書刊雜誌，觀賞一些大陸的影視作品等等。這些都會有助于瞭解和建立共同興趣。

另外要注意的是，在第三個故事中，“方舟認為李大衛講道很乏味，整個兒一個唸稿子，沒有激情也沒有感情。”這是因為大多數中國學人受過辯證法的訓練，也聽厭了許多八股教條式的報告，所以他們對講道的條理性、相關性（relevancy）以及資料的準確性都要求很高。

我們一定要無條件的在愛中接納彼此的不同，照他們的本相接納他們，如同主接納我們一樣。先接納，後改變；不是等對方先改變，才接納。不要因為初期或深入接觸後遇到傷害，就心生排斥感。

2.肯定

要認識他們的優點，肯定他們的長處。要多強調彼此相同之處，不要太注意不同之處。所謂相同之處：第一，同樣是罪人。罪性相同， 只是表達方式不同。第二， 信主後，生命會改變，神對罪人的恩典和除舊佈新的大能永遠是相同的，只是過程可能不同。第三，他們對愛－－愛人與被愛－－的需要，與任何人一般，是相同的。第四，文化、語言、習俗上相同之處，遠大于不同。第五， 對中國人及普世宣教的負擔是相同的。

3.親近

牧長要先與中國學人建立友誼、信任，才能夠有屬靈權威。若一開始就給太多教條，他們因有反權威反形式的背景，因此對教規常解釋為“律法”，很容易對教會中的權柄提出挑戰。

事實上，許多中國學人對牧長抱有相當的孺慕之情，因為他們成長的過程中，父母常不在身旁。在第三篇故事曾提到方舟初到教會時，“對李大衛這個作家長的自然也充滿了‘俯首甘為孺子牛’的盼望。”剛開始方舟很願意跟從牧師去做，但漸漸覺得牧師不太可親，就失望了。李大衛那種苦幹又嚴守律法的形像，正與他在國內經歷過的權威式教育很相似， 所以就更引起反感。若是牧師和師母（或教會中的負責人）共同組成 “嚴父慈母”（re-parenting）的綜合体， 有恩典、有真理，在公義和慈愛上恰到好處，並給他們一個適當的規範（framework or boundary），中國學人會很樂意接受的。前六篇故事中的吳佳恩夫婦，就是一對很好的榜樣。

4.鼓勵

經歷過文革和在文革中出生的一代，是“該上學的時候下鄉了，該營養的時候鬧飢荒了”。他們在人格上被扭曲，“生不逢時”成為他們一生的遺憾，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也成為他們自我奮鬥的力量。所以，要求被理解、被認同、被肯定的渴望很強烈，甚至在教會中也尋求“理解萬歲”。同時，他們心裡渴慕，不但渴慕明白神的話，也渴慕在事奉上的參與。 但“自我”往往成為他們追求的攔阻。所以，要理解他們成長的背景，幫助他們，鼓勵他們，帶他們到主面前重新“自我認識”，讓天父的愛重新撫養他們，使他們可以從“要求被理解”中釋放出來，從“別人怎麼看我”的圈子裡走出來，成為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。

三、 團隊

做中國學人事工的傳道人是很孤單的。因為這個事工最近十年才發展出來，具長期深入牧養經驗的同工不多，可用的資源及模式較缺；不像海外教會，多年來在主日學、聖樂、植堂、宣教等事工上，卓然有成。因此傳道人也需要屬靈長輩的指導安慰，並同輩之間的交流、鼓勵和代禱。特別也必須在信徒中，培養幾位靈性和品行較成熟的，成為核心同工；但千萬不要先看重其才幹和學位，而是更注重他們“靈命、生活、事奉”三者一体的平衡。

在師母方面，故事中寫出這位李師母的殷勤。這麼多年，“I am ready to go”是宛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，任何時候，宛如都是“ready”，對任何人，宛如都是“ready”。連教會外的人都“聽說，那個教會的牧師娘免費給人理髮，改衣服，教開車呢。”但是，這位可敬可佩的傳道人妻子，她的本末先後次序，是忙碌在這些事務上，還是關懷信徒的個人生活、靈性、夫妻關係，建立穩固的基督化家庭呢？正如有一句話這樣說：“A good leader is to do the right thing, a manager is to do the thing right.”在教會還小時，師母事必躬親，是必須的；但現在教會已有150多人，傳道人妻子最優先的，是成為牧師和教會中姊妹們的良伴；那些關懷性的事務，應該可以分配給會友去作了。此時，師母的重點是否應當調整，多作教會中姊妹的領導者？

在中國學人方面，已是基督徒的，也應思想：我們如何可以更好地配合牧師師母的團隊呢？來自北京，現在紐約牧會的劉同蘇牧師在《舉目》第12期〈超越青春期〉一文中，提醒說：

"自九十年代末期以來，大陸基督徒在教會中‘鬧事'的事件逐漸增多。不服權柄，妄加評議是很普遍的現象；衝上講臺造反，集体出走，也時有所聞。九十年代末以前，大家都躺在搖籃裡，什麼也不懂，只好聽別人的管教。到了青春期，一切都似懂非懂，于是，憑著懂的那一點，就要行使成人的權利，卻又由于並不真懂而事事做錯。不聽教導，獨立行事，表明他們長大了一點（所以，這並不是絕對的壞事），然而，同一表現恰恰又證明他們長得還不夠大。建議大家多在責任上下功夫，而不要在權利（或權力）上下功夫。如果你連責任感都沒有，神怎麼會把權利給你呢？...…靈命的小孩子總是問：教會能為我做什麼？靈命的成年人會問：我能為教會做什麼？靈命的長大就是學習承擔一個基督徒必要承擔的責任。"

在此，我特別要強調，除了承擔責任外，每個信徒及同工應理解，傳道人也是人，誠如黃彼得牧師在一篇文章中所說，“信徒要將傳道人當‘人'來對待”。要知道每個傳道人都有他的極限，都有他的優點和短處，他們都需要被信徒接納、体諒、支援；不要盲目神化他們，也不要上綱上線地要求他們每次講道都像滿漢全席。

其實一般以牧會為主的傳道人，講道就像母親煮家常菜，營養平均，細水常流，雖然與奮興佈道家不同，但卻供應了日用的嗎哪。何況信徒本就不應單單以講道來衡量傳道人，應當包括他的品行、家庭和靈命。像李大衛牧師夫婦這樣的愛心、用心、殷勤，都是傳道人最可貴的內涵，卻往往被“講道很乏味”一句話就抹煞了。總而言之，要看他的全人。作信徒的不要單用自己最強的一項恩賜，評論你教會的傳道人“不夠能幹”、“口才不行”。我很欣賞許多中國學人能講、能做、能寫、能跑，但若也能調整心態，能忍耐、能謙卑、能配搭，他們必能成為教牧團隊的好助手，更會成為今後海內外教會的棟樑之材。

出路

除了上述建議外，我想介紹鄭榮新牧師在2003年台福神學院教牧博士論文中

提出的“變質的父母之恩”這個特別的理念。在古今中國，人們常將政府或領導人比作“父母”。在這樣的大文化背景中，中國人的罪性因受文化的影響，常會產生錯誤的父親形像，以致于產生錯誤的父神形像。正如前面所說，他們會把對父母的形像和需要，轉而寄託到牧師師母身上，會對牧師師母有較苛刻的要求，對父神也會有一種奇特的想法，認為上帝“必須符合我心目中全能上帝的標準”。

而對自己，他們也容易產生錯誤的自我形像，要求自己完美，常在真我假我的矛盾中，分不清“到底我是誰”。他（她）若是在有恩有愛的家庭中成長，對己對人，都會比較有愛、有恩典；若在破碎或不健康的家庭中成長的，會比較寡恩，對人對己都會比較苛求。牧長們若是缺乏對中國學人這些背景的瞭解，牧會時就常會很憤怒，很失望，所以牧會中大概都有一段很沮喪、“心裡很受傷害”，“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”的過程。

而教會，這個神的家，正是讓學人中這些傷痕累累的浪子們回歸、療傷、重整、塑造的地方。每位事奉中國學人的教牧同工，就像主耶穌被釘十架一樣，一定會受創傷；但若依靠聖靈的的大能，反因受傷，孕育出醫治的愛，就會成為wounded healer。我們就會有出于十字架的恩典和憐憫，不僅能忍受“罪人這樣頂撞”，而且與他們成為流淚谷中的同工良伴。

但願海外各地，每位殷勤勞苦的李大衛牧師、師母們，再次“把下垂的手，發酸的腿，挺起來”，讓我們陪伴蕭毅、夏雪、方舟、石謙、戈虹、高鵬、嚴君...…這些有血有肉、有脾氣、又可愛的弟兄姊妹，共同走過流淚谷的歷程。

這谷中雖常有北風興起、南風吹來，但秋雨沛降後的泉源，已經湧流而出了。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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